2020年9月7日至8日夜间，帕特里夏·乌塞尔（Patricia Urcel）在住院数小时后，因心脏呼吸骤停死亡，年仅53岁。
就在此前几天，她的新冠检测呈阳性，且健康状况恶化。9月6日，帕特里夏首次拨打救急电话15，告知SAMU感到自己“透不过气”、还伴有“发烧”和“喉咙痛”症状。
当时接线医生回答说：“今晚不需要吸氧，您不会进重症监护室、也不会被插管”。医生还嘱咐她“千万别去”急诊室。
9月7日早上，帕特里夏的哥哥自行测量她的血氧饱和度水平非常低（22%），但急救电话接线医生却认为如果真是22％，那么“她已经死了，因此是测量仪不准”，“有点呼吸困难是正常的”，并拒绝了派急救车的要求。医生还保证，“如果情况变得更糟”，有人会进行干预的。
直到帕特里夏的儿子7日晚上打第3通电话时，SAMU才派出了救援队到她位于巴黎郊区上塞纳省（92）的家中，将她送往巴黎Bichat传染病医院，然而帕特里夏不幸在入院后几小时病逝。
“被放弃的人”
帕特里夏家人的律师莫伊西以“过失杀人”和“对身处危险者不施以援手”的名义对急救中心SAMU提起诉讼。
此外，该名律师还负责十多起类似案件：去年7月，她代表12名2020年3、4月新冠病逝者的亲属在巴黎提起“因疏忽导致死亡”的集体申诉。
事实上，除了“个人过失”外，莫伊西在一起诉讼中还将责任指向法国卫生部，突出了政府指令对急救工作的影响：原告方指责SAMU遵守了卫生部于2020年3月发布的“避免医院饱和”的指导方针。他们认为，这一方针导致患者“到达危急关头”的痛苦状态。莫伊西强调这并非是“专门针对医生”，而是希望敲打“制定以上指令的行政部门”。
“集体的歇斯底里心态”
另一方面，法国急救中心联盟主席弗朗索瓦·布劳恩（François Braun）则保证，尽管疫情严峻，医护人员仍“遵从自己的职业道德”。
他解释说：事实上，我们会对所有患者进行受益-风险分析……97岁卧床不起、没有自理能力的患者会被抢救吗？当然不会。急救不是魔法棒。
然而，布劳恩领导的急救中心却被一名41岁男子投诉：该男子于去年10月对梅斯地区医疗中心、Samu-57和法国公共卫生局提出投诉，他于2020年3月15日多次联系急救中心，但始终无法住院。后来，他昏迷了半个月、并且此期间一直在插管治疗。
不仅如此，原告还控告了卫生部长韦朗（Olivier Véran）及其前任比赞（Agnès Buzyn）。原告律师梅尔兹（Bertrand Mertz）对此解释说：“必须指出疫情期间法国公共卫生系统存在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
选择性治疗是常态？
但对于急诊医师而言，“挑选病人”是常有的事：“大家在‘对患者进行分类’这个问题上，有种集体性歇斯底里的心态，但分类正是急诊医疗的基础”，法国急救医生协会（SFMU）主席塔扎鲁特（Karim Tazarourte）如是总结道。
但他保证道：任何医生“都不会愿意让病人因缺乏照料而死亡”。
医务人员被迫面临的残酷选择
谈到挑选病人，就不得不提到大巴黎公立医院系统（AP-HP）重症病房9位主任前几天（3月28日）的公开信，当时这封信还得到了41位院长的签名支持。
公开信提到了医生们被迫因疫情而取消治疗计划的残酷现状：“我们被迫取消预订的重要的手术和治疗计划……我们知道这么做，必会使部分病人失去生存的机会或不能得到治疗……但是，接下去几天我们不得不继续取消治疗和手术计划”。
公开信指出，医院已经准备好对患者进行选择性治疗：
“只有一张重症病床，有两个病人需要抢救时，我们需要选择治疗哪一个”。“医务人员被迫必须在谁活下来、谁不得不死去之间做选择……政府应该公开、明确地承认政治决定所造成的后果。”
对病人“优先排序”的道德困境
法国《费加罗报》此前报道，巴黎大区卫生署在去年3月19日发布的一份文件中的的确确提到了根据病人的情况进行“优先排序”。
文件写道，在决定是否对病人进行重症抢救时，有必要结合“病人的病史”综合考虑，对于新冠病人尤其要考虑年龄因素。
对此，巴黎大区卫生署和卫生部都坚决否认：“病人是否要送重症病房是由医生裁决的，这是医学诊断，不是我们下命令能决定的。”
其实，在面临医疗资源短缺时，是否应把资源分配给更有可能生存的人是此次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医疗机构面临的最大道德困境。许多国家医学伦理学会都偏向采取功利主义原则，即把医疗资源留给最可能从中受益最大的人，从而使整体健康最大化。
有观点认为，关键是要对“筛选”原则保持透明，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并确保在分配诸如呼吸机等救生资源时不考虑金钱、种族、民族或政治影响等因素。
但当这种选择落到具体个人时，会变得很难让人接受，尤其是死者家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