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岁,被疫情改变的一代人

法国《世界报》网站6月2日发表题为《18岁到25岁,被疫情改变的一代》的报道,全文摘编如下:

  他们重新考虑学业选择或确认政治信仰,重新掂量亲情、友情或生活环境的重要性,很多人还谈到愤怒和潜在的沮丧感。此外,在经历这次创伤后,他们还产生了关照自身心理健康的需求,因为自己的心境被穷困和孤独所折磨。所有人都说:这场新冠疫情改变了他们。

  这是法国《世界报》、英国《卫报》、西班牙《先锋报》、德国《南德意志报》和意大利《新闻报》,在官网和社交网络上对18岁到25岁青年发起的感受征集活动所得出的结论。这项活动收到了几百份互动。

  关键是要了解一件事:对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步入成年世界的这一代人而言,这段令人惊愕的时期会在他们身上留下怎样的痕迹。而这些即将构成欧洲接下来数年有生力量的青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和社会的呈现。青年问题专家卡米耶·珀尼提出:“所有人都会记得这段时期,特别是青年,因为他们对人生构建阶段的经历更为敏感。”

  他们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就是这关键几年:选择学业和发展方向,体验自主,建立长久的友谊并在与他人的对抗中成长……

  23岁的英国约克大学哲学专业学生埃莉诺·佩斯莉说:“我奶奶那代人经历了闪电战,我们经历了这场疫情。”

  参与这项活动的大学生和刚参加工作的人虽然不能代表所有青年,但他们大部分人的留言反映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从比萨到伦敦、从塞维利亚到永河畔拉罗什,所有人都经历了同样的痛苦考验:交友、文化和恋爱生活灰飞烟灭,计划和出国打算作废,网课体验糟糕,就业困难,焦虑症发作……

  “被偷走的青春”

  留给明天的还有什么?首先是意识到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意识到朝夕之间就可能天翻地覆,意识到去爸妈家、有老师在面前讲课、参加伊拉斯谟交换生计划等这些以往被视为寻常的事随时可能不复存在。

  荷兰高中生玛丽斯卡·法森惋惜地说:“我一直都在给自己定目标,给未来做计划,但未来不确定就没办法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人生没有目标,太难了。”21岁的意大利大学生米夏埃拉·彼得里尼说:“这种状况给我留下了很多苦涩。我感觉人生被剥夺了一年甚至两年。当然了,经历这些之后,我不会再把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由此产生的主要是沮丧和愤怒,被“一团糟”的感受撩拨着。很多人写道,他们的青春被这场疫情“偷走”了。

  18岁的意大利大学生格蕾塔·卡罗索说:“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充斥着一股不知如何发泄的怒火,我们觉得青春在我们还没有去感受的时候就从我们身边溜走了。我们永远都无法找回那些未曾体验的出游、欢笑和倒霉。”

  23岁的瑞士提契诺州酒店管理专业学生朱莉娅·拉泰尔说:“有人说这几年本该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段时光)已经失去了,再也找不回来。”

  法国益普索集团3月至4月对2255名大学生和年轻毕业生进行的调查也反映了这种心态:7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被剥夺了人生中最好的几年”;71%的人认为青年在病毒传播方面受到“不公正的指责”;71%的人觉得自己是“以卫生健康为名被牺牲的一代”……

  “感觉无人倾听”

  23岁的德国骨病专业学生安特耶·菲沙赫描述道:“我们的发声没人听也没人重视,所以有时候愤怒和绝望的情绪会瞬间发作。”

  像意大利大学生卡塔里娜等一些人认为,考虑到对年轻人的影响,本该优先给年轻人接种疫苗。22岁的约克大学艺术历史专业硕士阿尔菲·鲁滨逊认为,在政府“一贯忽视”青年这件事上,青年也有“部分责任”。他写道:“我们这代人投票不够积极。虽然有很多沮丧的理由,但我们应该克服。我们应该将那些能用聪明才智将我们团结起来的人推举上去。”

  经济上的担忧助长了这种不被倾听的感觉。在欧洲层面展开的研究表明,青年是受这场危机、受就业损失和工资减少影响最严重的群体。特别是南欧国家,这里的青年失业率暴涨:意大利接近30%,西班牙和希腊甚至更高。他们进入了一个混乱的劳务市场,这将对他们产生长期影响。

  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英国米高蒲志国际公司总经理塞巴斯蒂安·桑切斯指出:“学历最高的年轻人往往最容易找到好工作。但今年的形势是,2020年毕业生要和即将到来的应届生竞争,这会造成瓶颈效应并导致这部分群体陷入贫困。找到第一份工作所需要的时间会延长,工资会大打折扣,有人为了糊口将不得不放弃理想。”

  “生活方式必须改变”

  在法国,危机凸显了某些年轻人所处的不稳定境况,他们只能靠领食物救济维持生活。危机同样暴露了“家长制”模式的局限性,该模式主要建立在学生的个人资源和家庭支持基础上,一旦经济形势突变就会不堪一击。

  巴黎政治学院研究员、青年公共政策专家汤姆·舍瓦利耶说:“在法国,青年扶持政策非常有限,而瑞典政府把奖学金额度翻了一番,德国青年的扶持力度也大得多。”

  这种愤怒似乎还包括一种必须去做的迫切感: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行动这一当务之急。比如24岁的爱尔兰英语老师鲁埃德里认为:“我们的食物,我们的衣服……我们生活的几乎所有构成要素都应该改变。”

  19岁的意大利大学生利利亚娜说:“我们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不只是气候变化问题,关键在于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人生值得度过。”

  21岁的都灵酒吧招待马蒂亚斯·蒙泰萨诺认为:“必须把这场疫情看成一个预警信号。我们这代人比上一代人穷,应该意识到必须停止过度消费,回归生活最本质的部分。我们谈的是未来一二百年的物种延续。”

  对这一代人而言,疫情突然将世界崩塌具象化。研究员、政治学讲师吕克·塞马尔称:“居家令实行后出现恐惧氛围,有时会产生崩溃在即的想法。青年对此给出的反应不都是一样的,有人陷入听天由命的境地,有人考虑到形势演化的不可逆而对计划作出调整。”

  但现阶段这种无处不在的愤怒和沮丧——对干扰生活的疫情、对不考虑青年或在气候领域做得不够的领导人,对不利的劳务市场——不会造成普遍悲观主义。大部分青年表示对自身看法乐观。用一句话来总结这番心态大概就是:“世界非常糟,但从自身来看,我觉得我可以搞定。”

  “健康和家人最重要”

  很多人提到根据危机调整了自己的价值排序,重新关注家人、朋友和身边的环境,寻求人生意义。法国22岁的知识产权法专业硕士克洛艾·拉塞尔调整了自己的人生计划。在见不到同事们的这一年里,她觉得很孤独,后来找了个书店的工作。她意识到自己很想在这个领域工作,觉得更有意义。

  25岁的伯努瓦·弗里蒙-里夏尔做了个决定:他想离开巴黎。这名药学专业学生在巴黎政治学院修双学位,研究公共卫生政策。居家令期间,他回到埃松省埃格利镇父母家中时决定留下:“现在我想住在乡下,骑自行车上班,过更环保的生活。我觉得在乡下药店工作更能发挥作用,可以和人们交流,而不是待在办公室。”

  21岁的塞浦路斯记者玛丽莱娜解释说:“我现在看待人生的方式很不一样,我意识到健康和家人是最重要的。”19岁的英国大学生埃洛伊丝·奎利也这么想:“我现在觉得重要的是和亲友度过美好时光,而不是把精力分散给我其实并不看重的那些人。”

  这番表述应该通过他们之中很多人在这段漫长的隔离时期遭遇的心理困难进行分析。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研究显示,在法国和比利时,疫情以来15岁到24岁群体出现焦虑或抑郁症状的比例提高了一倍。在欧洲,青年群体出现这些问题的比例仍然高于总人口。

  很多青年在留言中对这些困难直言不讳——抑郁、焦虑、饮食失调……在互联网和电视剧影响下,这代人对这些问题的了解程度更高。另外,很多人表示要将心理健康作为未来优先考虑的方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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